刘卫东：怀旧滤镜与“老工人”遗产——读肖克凡中篇近作《父亲和雕像》丨评论

　　肖克凡中篇新作《父亲和雕像》将老一代工人、工厂的命运和现实处境融合，从习焉不察的时代流逝中探出无尽况味。作品在《当代》2024年2期首发后，先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多家选刊转载，引起广泛讨论。

　　恰如评论家刘卫东先生指出的：“在当下，作者写这个故事是冒险的，因为大多数年轻读者，可能需要有一定认识能力才能理解其中原委，但又是非常适时的，因为只有这样的故事，才能代表老一代工人任劳任怨不计得失的精神向度。同时，让这个故事被新一代读者理解，是工人文学今天存在的价值之一。”

　　有鉴于此，本刊特约周志强教授组织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硕士生，围绕肖克凡新作展开讨论。这组评论，为我们提供了来自青年读者的另一种视角，他们的“理解”与“不理解”，均体现了一部优秀作品对于当下的意义。

　　对工人群体历史命运的重新发掘成为当下文坛一个显眼的集体动作。不同于“新东北文学”将目光投放在历史转捩时期“父一代”的艰辛境遇，从而对历史主体的交替进行思考，肖克凡的《父亲和雕像》则显示出一丝过时的执拗，将工人父亲强拽进本不属于他的时代仔细打量，固执地将隐喻着“工人精神”的“雕像”硬生生地戳在伦理重组、物欲横流的当下，将反思的重心从转轨的历史移置到转轨的精神。这就使小说内在地蕴含一个矛盾，一方面它拒绝承认“工人精神”的失效，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直面这一精神所处的历史实体的变异，暴露出它所遭遇的种种尴尬。于是，肖克凡将“雕像如何安放”的命题摆在读者面前。

　　有意思的是，小说每一次对父亲品格的高举，都伴随着令人沮丧的失怙意识和挫伤感。李玉福在工厂是高级电焊工，曾荣获“全市技术标兵”，“骆驼李”的外号充满了工友对他的敬佩以及工人老大哥的无限风光。可如今他身患癌症，面对老领导对他“最能代表华北电机厂工人阶级精神风貌”的夸赞，他随口回答：“我这人啥也代表不了，非要我代表呢就代表手里那把电焊钳吧。”这谦虚里不再是技术赋予的低调的自信，而是对身份失落的隐约觉察。李玉福不惜耽误自己的癌症治疗，决心要挖出当年被埋在地下、如今可能还有放射性危害的伽马探伤仪，这份工厂时代会收获集体认同的责任感，在功利主义时代却被误解为一场有利可图的阴谋。此外，作为父亲品格之延续的李秀柱，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不敢为了更好的生活跳槽，在婚姻市场上也频频失利。可以说，父子二人在上一个时代是典型的模范标杆，在当下却是典型的失败者。

　　小说在“当下”的实验皿中观察“工人精神”的反应，这种挫伤感牵动出价值失序和伦理巨变的社会症候，也反过来给“雕像如何安放”出了一个难题。在父子二人寻找伽马探伤仪这一核心情节中，李玉福一心想的是如何以一己之力承担历史遗留下的债务，怎么把岳父留下的四万块钱“不义之财”赶紧花出去，而无论是保护文化遗产基金会还是文物管理部门，都紧盯着探伤仪背后捕风捉影的珍宝，开展一场利益争夺。在这里，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和市侩主义瓦解了集体主义的精神秩序，李玉福那近乎严苛的自我整治和强加的负罪感虽令人敬仰，但更多的是显得莫名其妙。在价值更迭的社会，最舒服的是田铭那样能够自我说服并在社会重组中洋洋自得的人，而李玉福和李秀柱父子则不具备适应当下社会的能力，倔强地抱着已经烫手的精神信条，显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从这个角度讲，小说在微观的精神困境中寻找工人群体遭受现实困境的原因。

　　这就形成了小说话语对峙、自我否定的意义景观，它越是刻画父子二人的豪气干云，就越是凸显孤掌难鸣的凄凉。本是工厂的集体责任却要让个体来承担，言外之意是集体的历史性消散，于是小说采用旁观者视角，试图客观地讲述一段故事，但作者声音总是不经意间介入，随处可见对家园丧失的悲叹。事实上，小说为寻找“伽马探伤仪”的过程赋予了悬疑色彩，这不仅是事件本身的悬疑，更是历史债务善于自我隐藏的狡猾，这给主体留下一个疑难：“我”何以确定“我”对历史的体认和历史对“我”的赋意是一致的？从未存在却已然消失的“伽马探伤仪”，仿佛历史对主体的挑逗，我们以为它涨满了意义，其实它是实实在在的空洞。在这里，作为工业时代遗物的“伽马探伤仪”成为父亲主体价值的具象化客体，正如电影《钢的琴》中陈桂林组织工友锻造一台用钢铁制成的钢琴，在团结协作中重温久已停摆的工厂再度运转起来的激情，李玉福通过为它牺牲财力和身体，想象性地重拾昔日为集体奉献一切的崇高自我。然而，他远没有电影中的陈桂林幸运，后者成功地制作出“钢的琴”并弹奏出振聋发聩的扣问之音，而他全力奔赴的目标竟是个虚无缥缈的美丽的误会。小说至此走向了自我怀疑的极点，李玉福坚守意义的全部行动，都是在无意识地回避对自己早已毫无意义的知晓，在小说的结尾，他回溯性地成为被扔在旷野上的孤儿。

　　反过来看，李玉福遭遇无意义的时刻，不也正是这个社会急需重新标榜意义的关键时刻吗？于是价值失序的社会症候，变成了小说对“工人精神”进行当下性转义之合理性的前提，它不再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明确意义的主动追寻，而是当下语境中对多元主义那些乌烟瘴气的意义的默默拒绝，过去它主张将个体献祭给集体，如今它是对计算思维的放弃，宁愿将“我”消隐，也不按照资本机制所指派的规则谋取好处。父子二人那世俗眼光中乐于吃亏的保守、不知变通的迂腐，实际是以近乎苦修的惰性，顽强地躲避着混乱的意义体系的规划，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二人的行为，但敬佩油然而生。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失怙的孤儿，同时更是因为没有意义而奋不顾身地奔赴意义的“孤勇者”。“工人精神”在当下正是我们已经丢失了的意义体系，比如明知自己被对方欺骗，还下意识地关心对方会不会被解雇这种“无缘无故的善良”，比如不管自己能否负得起责任、最终能否成功，仍然要挖出伽马探伤仪这种“没有原因的坚持”。我想，这正是小说为“雕像如何安放”提供的一个珍贵的思路。

　　《当代》2024年2期刊发的肖克凡小说《父亲和雕像》，在一个商品信息大潮滚滚而来的时代为我们描摹出一幅工人阶级本色的画卷，带来别一种感觉。父辈的时代或者已经成为过去，但他们的精神并未消散远去，这种思想早已凝固成雕像矗立在那里，不仅注视着后辈的一言一行，也为后辈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作者肖克凡以写作“工人文学”见长，这部作品也不例外。小说以李玉福患癌住院期间苦苦寻找伽马射线探伤仪的故事为主线，塑造了退出历史舞台的华北电机厂退休工人李玉福这一爱厂如家、克勤克俭、求真务实的劳动工人形象。小说以天津的工业文化为背景，但其意义超越了“天津”这一地域性想象符号，展现的是一个时代的人的复杂命运和精神风貌。

　　好的文学作品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正如黑格尔谈到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肖克凡通过一个工人形象，展现了一个年代的工人缩影，彰显了这部作品的普遍性。然而与大多数工人作家相比，他的特殊性表现在同样聚焦于工人题材，却以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入手，关注宏大叙事下的小人物命运。在这部小说中，上世纪国营工厂的故事并非在场性地发生，而是与现实情境和老一代工人的命运交互融合。在故事的层层推进过程中，工人群像图得以铺展。

　　被人称为“退休工人样板儿”的李玉福最为立体鲜明的形象是“本真性”。作为国营工厂的工人，李玉福将自己视为工厂的儿子，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彰显了老一代工人的求真务实；作为家庭中的个体，活在妻子的菜谱里，替妻子默默背负“不义之财”的精神拷问，这种“情真意切”与资本社会利益裹挟、走向崩裂的“冷亲密”形成对立；作为小人物的个体，勇于坦白当年犯下的错误，坚决交出贪图公家便宜的“不义之财”，这一“抱诚守真”的品格增补了当下社会的伦理淡漠、道德迷失。

　　与父亲相比，儿子李秀柱的茫然和挫败显得格外突出。作为三十几岁的大龄青年，事业上碌碌无为，在“相亲市场”上也频频失利。唯一的闪光点便是“孝顺”，始终追随父亲的脚步：子承父业走进华北电机厂做电焊工，美其名曰“工人阶级接班人”；性格以父亲为样板，老实本分、性情温顺、刻板沉闷；事业选择上，对父亲言听计从，没有跟随工厂职工跳槽珠三角的浪潮，而是坚守着“横平竖直的正方形生活”。他不知道自己“志”在何方，“道”在何处，用作者的话来形容就是“悱”：“想说说不出，也确实不知道想说什么”。当华北电机厂不复存在之后，他的目光失去了夜半闪耀，只剩下“白日里的黯淡”。小说在此透射出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机制：当下的格子间的主体为何会怀念单位里的集体性主体？或许恰恰是因为对当下虚无的无力、对未来模糊的焦虑，才使得人们将目光追溯于过去的缅怀。

　　父亲李玉福和儿子李秀柱的并排铺陈和形象对立，或许是作者在物质与精神错位发展之当下的有意设计。我们看到小说在塑造父子形象上鲜明的身高对比，父辈的身高体壮与子孙辈的身材矮小，喻示出父辈的精神伟岸和后代的精神迷失。然而，对于以群体性姿态出场的退休工人，作者有一个统一的泛称：“白发苍苍的老者”。如此带有凄凉色彩的文本基调再次让主人公李玉福肺癌患者的形象映入读者眼帘。在此，工人阶级昂扬向上的精神进行曲突然断裂，作者不得不从老一代工人的道德追忆中抽离。正如这部小说的开篇所营造的悲凉基调一样，退休工人的去向除了模糊性的交代外，往往都带有一种荒凉的底色，尤其与回忆里华北电机厂的辉煌相比，人物的生命和性格由鲜活生动走向衰朽木讷，似乎喻示着某种社会走向。如果父辈的身体终将衰朽，父辈的精神在当下社会是否会面临消亡？作者最终给出的答案是理想主义的。

　　小说的结尾，伽马射线仪并没有埋入地下，而是被放到了市近代工业博物馆布展陈列。李玉福便将一直耿耿于怀的“不义之财”用于续接中央绿地里未完工的“石头工人”雕像。工人阶级接手完成了房地产开发商手里的半拉子工程，暗示着只追逐资本利益的开发商对工人传统的遗弃，而即使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工人的光荣传统依然在看不见的角落燃起星星之火。故事的最后，将父子二人与汉白玉雕像定格为品字形的画面，还原出了以往车间班组工人工作的场景，给读者留下了憧憬与遐想。

　　“一个幽灵，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那尊代表工人阶级形象的汉白玉雕像，就是工人阶级的幽灵，一直在这个世界上飘荡，或在人们心中，四散开来，影响我们的子子孙孙。正如作者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谈中提到的：“有人，就该有雕像。有灵魂的雕像等于活生生的人。‘父亲和雕像’就是这个意思。”

　　《父亲和雕像》在内容上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其调用了众多的二元意象进行并置。过去与当下、领导与职工、精神遗产与身体安危、父与子、公与私、南与北、工与商……当然，还有标题已经显示的，父亲活生生的正在衰亡的肉身与象征性的正在铸就的雕像。通过以上诸元素之间的互相冲突、对立、分歧与碰撞，小说展示了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老一代工人阶级的精神坚守，也反映了劳动人民代际之间的理想传承与谋新求变。

　　对于这种变迁，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本人的态度。通过布展于全篇各处的新旧对比，火星电竞下载作者无疑借人物之口表露出转型年代“失范”风险的疑虑。比如，杜玉雯对李秀柱的夸赞——“如今像你这样实诚的‘八〇后’太少了，心眼实得就跟秤砣似的”——实则显露出作者对主流年轻一代生活方式的质疑。再看这处：田铭说着攀爬窗台跳了出来，这让李秀柱觉得金环物业公司管理松懈混乱，当年华北电机厂安全生产管理严格，绝不允许随意攀爬窗台。其中的褒贬之意同样不言而喻。电机厂昔日诸成员如今的去向，则简略地勾勒出一幅国企改革大潮中的众生相。

　　作为小说的主角，作者对李氏父子给予了充分的同情，尤其是以儿子李秀柱为视点，细致刻画了传统在当下所遇到的窘境。二人面对的问题有别，遭受的境地却又相似。李玉福并不在意个人治疗，而是渴望在走完生命历程之前解决心头积压多年的隐忧，由此才能不辱自己毕生所受的身份询唤；李秀柱则要努力肩负起“孝子”的责任为父亲治病，并完成代际间精神火炬传递的使命。而由于所坚持立场的“不合时宜”，二者都仿若活在过去，在现行文化场域中实则难以找到自身的社会角色应处的位置。李玉福一如既往的执拗与集体至上，使他拒绝劳模荣誉的原委，以及找出伽马射线探伤仪的意志都为众人所不解；而儿子这一角色的复杂度显然超过了坚定不移的父亲——李秀柱要在精神上追随父亲脚步，就不得不面对婚恋与就业的巨大压力。他被塑造为一个另类的八〇后，前半生子承父业，火星电竞下载在当下则遭受着难以融入市场化、现代化进程的困窘。“孙子”的戏称不仅与自称为电机厂儿子的父亲形象相对应，而且也暗示着，李玉福意志的传承问题实则还关乎时代精神与阶级品格在转型浪潮中难以预测的走向。令人想入非非的春梦，透露了人物内心潜藏着的动摇，但随即又通过将其解读为征服困境而把改换身份认知的诱惑置换为了为父治病所象征的伦理坚持。

　　通天塔的典故，可以被看作对交流困境的喻示，正如小说中巨变时代的精神分化也带来了众生观念上的差异。不过，作者似乎有意避免让不同身份间的矛盾过度发展，而是最终选择以一种温情脉脉、互帮互助的小共同体设想化解了争议。不仅各有算盘、立场不对付的文物管理处小柴等人被描写得友好热忱，昔日工友及其后代更是大展同志情谊。各色人等在气氛融洽和谐的宴席中结成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在结尾，作者插入对高富英形象的呈现，其与李玉福的关系来到一个微妙而具有发展空间的境地，儿子李秀柱的婚恋之事似乎也获得重启的契机，火星电竞下载如果我们注意到这其中的人物都为电机厂工人出身，就不难看出作者希冀工人同志抱团取暖延续精神血脉的立意。

　　为了完成这种理想化的设计，小说在后半部分的情节发展过度依赖巧合，造成了戏剧转折几乎未曾停顿地持续发生，损害了现实主义书写的力度。这里尤其耐人寻味的就是探伤仪的去处终于真相大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它被角色偶然得知就存放在博物馆中。这一出人意料的情节安排正是小说所不能成功缝合的地方，它一方面隐隐颠覆了前面几乎所有篇幅苦心为人物与故事经营起来的可信性，另一方面又恰恰以作者的美好希冀悖谬性地暴露出小说所隐含的忧思。之所以称其妨害了可信度，是因为根据前文对李玉福的描写，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个富于荣誉感、渴求身份认同的工人形象。对于送馆纪念并登报记录这样一个重要的表彰事件，李玉福竟然毫不知情，显然难以使人信服。而与此同时，这个作者有意引导的理想结局，却无意间暴露出这样一种诡异——到头来，辛苦寻觅的不过是“无物”，四处奔走不过遁入虚空。官方意志领先于个体，早已完满地抚平历史的褶皱。于是我们发现，在此时，原本遗世独立的斗士陡然转变为需要紧跟步伐的追随者，其后将四万块钱投入雕像建造以物尽其用，不过是这一形势下水到渠成的回应之举。显然，人物与所处时代之间的错位感依旧显著，却悄然实现了位置的交换。这里发生的是时间意识的嬗变：在当下格格不入地坚守传统，不是为了寻回遗失的过去，而是要召唤全新的未来。但是，安置于博物馆的展览物与等待被瞻仰的雕像，它们作为对记忆的贮存所指向的又分明是历史。小说由此展现出既是颂歌又是挽歌、既在向往又在哀悼的多重面向。

　　从《黑砂》《黑圈》等“翻砂”小说对八十年代工人形象的细致刻画，到《最后一个工人》《最后一座工厂》对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时期工人命运变化的书写，再到21世纪《机器》《生铁开花》对几代工人阶级成长的史诗描绘，肖克凡从自身在工厂的生活经历出发，用“津味”的语言浇注了工业题材的文学之花。肖克凡在新作《父亲和雕像》中写出了时代巨变下，以李玉福为代表的光荣的工人阶级和李秀柱为代表的底层打工人两代人的冲突、悲凉与执着。同时，小说也勾勒出永恒变化的时代和代表永恒的雕像之间的鸿沟。

　　小说一方面讲述了退休李玉福不顾个人安危挖出探伤仪，保证居民健康和安全，刻画了李玉福和章洁清这样一心为公、任劳任怨、有责任担当、甘于奉献、但墨守成规的工人形象；另一方面以“伽马射线探伤仪”为线索，揭示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企改革的巨变之下，以华北电机厂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兴衰起落，以及与之相应的，工人阶级命运和地位的变化。

　　这类工人题材的作品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曾不断涌现，但“改革开放”就像一道“峡谷”，使工人们的形象与命运在其前后呈现出深深的落差。比如《为了幸福的明天》（白朗，1951）、《五月的矿山》（萧军，1982）写出了勇于斗争、光荣劳动、翻身做“主人”的工人面貌，正如白朗所说：“仿佛那些工人身后都是一个大写的‘人’所共同尊崇的灵魂”。但是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之后的很多作品，一类是像《抉择》（张平，2005）写打击腐败、艰难改革，另一类则是像《最后一个工人》（2014，肖克凡）、《下一站不下》（许春樵，2021）写工厂转型困境、工人落魄转行的故事。从20世纪初的“实业兴国”到新中国之后的“工业建国”，再到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小说中的工人形象也发生了从“英雄”到“主人”再到“打工人”的变化。

　　从《机器》中的“普天下穷人一家亲”到《父亲和雕像》中“一人孤守阵地多冷清啊”，肖克凡是站在“历史”的那一端来看当下。他主要讲述的是历史中那些已化为尘埃的往事，像李玉福这样的退休工人，虽然已逐渐被时代抛入历史的长河中，肖克凡却通过小说记录他们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精神，老实本分，敬业爱民、勇于奉献……这些在很多人看来只存在于教科书上或已沦为口号的品质，但却在《父亲和雕像》之中的很多人物身上显现。比如外号“骆驼李”的李玉福、“孙子”李秀柱、“儿媳妇”章洁清，一家三口都是华北电机厂的子孙后代，曾经的工人是真的将工厂当作自己的家；还有善良朴实的高富英，热情豪爽的杜玉雯等，身上仍存留着工人阶级的质朴善良和温暖真情。这些优秀的品质，共同构成了小说结尾的“汉白玉雕像”——石头工人。

　　“雕像”所在的位置经历了三个时代的变迁，从最初的宏达电器厂到建国后的华北电机厂，再到现今的金环花园，恰好对应着历史变革的三个时期。“雕像”一方面承载着工人阶级身上的珍贵品质和高贵灵魂，被人观摩和瞻仰；另一方面又伫立在历史的坟墓之上，标志着它们已成为过去的命运。

　　对于八九十年代前的工人们，他们的人生意义几乎全部凝结在崇高的集体叙事之中，人人心中都有一座“石头工人”雕像。对他们而言，人生就是“横平竖直的正方形生活”，一辈子吃苦耐劳，循规蹈矩，坚守自己的岗位，人人都想当“劳模”。如果国家需要他们，他们任劳任怨，能够奉献出一切。但当改革开放需要他们独立自主时，很多人又会不知道该去何方，该做什么。或许很多人就像小说中的田铭，在金环花园物业公司做水电维修工，安慰自己道：“双脚还是他在原先华北电机厂的土地上，这等于没有离开工业故土，仍然坚守着呢。”

　　历史的坟墓之上，英雄的雕像之下，也恰好是作为个体的“我”的存在和觉醒。时代在巨变，经济在转型，但是人的精神却没有能够建立属于个体的意识，于是就有了八〇后的“精神分裂”。他们在父辈的“正方形生活”中成长，但却很难适应“失范”的社会，即原先的规则被破坏，新的规则尚未建立，很多八〇后只能成为像李秀柱这样，心里做春梦，行为守规范，即便有梦想，面对世界却一片茫然的人。从光荣的工人阶级沦落为“打工人”，肖克凡写出了这种时代大踏步前进，废墟被埋进坟墓，只留“汉白玉雕像”永存的悲凉和崇高感。

　　然而，小说中的很多冲突和情节设置并没有那么圆融自然，比如李玉福对挖出伽马射线探伤仪的执着，以及他因为岳父卖岳父自己的古董而没有把钱上交给国家感到自卑和抱歉。我觉得很荒诞，但这也许是我与汉白玉雕像之间的距离吧，我不能理解，但是我永远仰望。